毫无疑问，在二战期间同盟国未能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是最经常被提出的所谓丧失机遇的问题。其原因不难理解。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如果成功的话，似乎会戏剧性地结束这个灭绝犹太人的过程。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看起来又是非常可行的：众所周知，1944年当犹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遭受屠杀时，盟军就在离奥斯威辛几里地的地方进行战略轰炸，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盟军不讲信用。也许是因为轰炸具有容易理解的戏剧性的性质，它比战争期间援救犹太人问题的其他方面更充分地为大众所关注。
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问题之所以被简略地打发掉，是有一个基本的和根本的原因的：实际上美国没有人提出轰炸奥斯威辛或其他死亡集中营，尽管相当多的犹太人正关在那里或正被送往那里；特别是战时难民局没有提出它（之所以没有对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成功的轰炸，还有许多次要的原因）。正如我们从战争期间提出的“援救”计划的中所看到的那样，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把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列入关心欧洲犹太人困境的犹太或非犹太集团提出的方案中。从提出了这一建议并被盟军作为政策所采纳，也只有从1943年12月起，随着攻占意大利南部的福贾空军基地，在逻辑上盟军才有可能发起任何针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空中打击。在1943年底以前，奥斯威辛（和其他位于波兰的死亡集中营）对盟军的轰炸机来说是太远了，进行袭击必需战斗截击机来护航。在占领南意大利之前（甚至更值得强调的是，在1944年6月大规模进攻开始日之前），西方盟国离奥斯威辛最近的是多佛、肯特，大致有1000英里（1公里约等于0．62英里）远。在1944年以前，盟军轰炸机最远——有相当大的困难——大致能航行到柏林，奥斯威辛西北大约400英里。直到1943年底，苏联前线离奥斯威辛的距离像英美前线的距离一样远：一千英里。
最早的类似于“轰炸奥斯威辛”的方案的建议，是迈克尔·多夫·贝尔，韦斯曼德尔犹太教士（1904—1957）提出来的。他是一位斯洛伐克的犹太教士，在被送往奥斯威辛的途中设法跳车逃跑（他的家庭被毁灭了）。1944年5月16日，他从布拉迪斯拉发用密码给瑞士正统犹太领导人发了一份电报，要求转送美国，督使盟军轰炸斯洛伐克境内科希策和普雷斯科夫之间的铁路线，以便阻止通过铁路把匈牙利犹太人运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他的电报辗转传到纽约的阿古达斯以色列世界组织的主席雅各布·罗森海姆，后又到了美国国务院。同时另外一些援救集团也施加压力要求轰炸通往奥斯威辛的一些铁路线。应该知道，这些要求只是出自少数援救集团，只是出自一个美国组织，即纽约的阿古达斯以色列世界组织，该组织被美国许多犹太人集团视为小型的边缘性组织。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最大的犹太人组织根本没有提出轰炸铁路线的要求。
在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难民局档案中存有一份日期标明为1944年5月22日的打印备忘录。它是由韦斯曼德尔犹太教士和斯洛伐克犹太人地下组织的吉兹·弗莱丝曼女士写下的，它建议，号召西方犹太人要求“轰炸奥斯威辛的‘地狱’”。这是犹太组织第一次提出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方案。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1944年2月至1945年6月期间，战时难民局经常发布关于它的计划和活动的详细的打印件《每周报告》，最早特别提到轰炸方案的，是在1944年6月26日至7月1日的报告中，第二次是1944年7月10日至15日的《每周报告》，是在其附录《关于匈牙利犹太人采取的步骤概括）中提出的，难民局“已经接到了几个方案，本着挫败或阻止德国人的灭绝行动的可能目的，可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其中一个是轰炸从出发地通向集中营的铁路线。”第一次专门提到轰炸奥斯威辛： “有人提议轰炸集中营和灭绝中心，以便在由此引起的混乱中一些受难者能够逃跑并隐藏起来。还有人提议，在轰炸的同时丢下些武器。最后，提议空投伞兵部队，引起混乱，使受难者逃跑。”
当时战时难民局和美国军官惟一正式讨论的方案是专门“轰炸科希策和普雷斯科夫之间的用于把犹太人从匈牙利运往波兰的铁路”。众所周知，1944年6月24日佩勒同国防部副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讨论了这一“爆炸”方案——不是别的方案。他对这一计划的可行性表现出相当保守的态度，怀疑使用军事力量是否妥当，这一路线能否使用，以及对匈牙利犹太人有无帮助。他还“向麦克洛伊先生表明，至少当前我不要求国防部不加恰当考察就按这一方案采取行动”。
6月26日，收到了来自该机构的一个正式答复，说：“建议的空中行动是不可行的，因为只有动用为我们军队的成功所必需的相当大的空军支持力量，才能实施它……国防部充分理解所建议的这一行动的人道主义重要性。然而，在适当考虑这一问题后，可以认为对这些受害者最有效的援救……是轴心国的早日失败。”
在1944年10月3日之前，佩勒没有提出任何进一步的关于轰炸的方案。如，理查德·E·利维所注意到的，战时难民局“似乎完全垄断了向国防部传达要求”。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其他方面提出的援救犹太人的建议，而战时难民局却正式负责这件事，它的观点自然就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历史学家考察了这些提议，并得出结论说，由于没有采取行动，美国可耻地错过了一次阻止希特勒灭绝犹太人过程的有利机会。在我看来，这些历史学家既没有充分考虑实际上建议的是什么，也没有充分考虑这些想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提出轰炸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从匈牙利向奥斯威辛运送犹太人，是从1944年5月15日开始的，结束于1944年7月9日，在此后再没有运送过犹太人。佩勒考虑轰炸一条铁路线的正式提议，是在1944年6月24日提出的，两天后正式否定了。换句话说，即使同情地接受了这一提议，最高层予以批准了，也只剩下不到15天的时间，可用来实施有希望援救匈牙利犹太人的行动。在1944年欧洲冲突的现实世界里实行这一方案，这段时间甚至对于实施一次轰炸任务几乎都是不充分的，通常执行一次轰炸任务至少在实施前需要两周时间来计划，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如指示性的航拍侦察和准备靶子模型。这样的轰炸还关键性地取决于天气。还值得强调的是，只是在大规模进攻日三周后才会计划这样的行动，但那时盟军高级指挥官完全专注于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和它的成果。
然而，关于实际上提出的轰炸从科希策到普雷斯科夫的铁路线的方案——是当时惟一提出的——还有更多可说的。这样的轰炸任务，即使能够成功地实施，也阻止不了纳粹把犹太人运往奥斯威辛。首先，从匈牙利到奥斯威辛至少有七条单独的铁路线，每一条铁路线都在不同的地点进入利沃夫——奥斯威辛的干线（值得注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斯威辛属于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而不是在波兰。它毗邻着德国的边界，是一个主要的铁路终点站；的确，选择奥斯威辛作为臭名昭著的死亡营的地点，恰恰是因为它对东欧和中南欧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铁路终点接合部）。科希策到普雷斯科夫的铁路线只是从匈牙利到波兰南部的许多铁路支线的一条，而这些铁路支线是互相交叉的。即使成功地炸毁了它，仍可以经一条不同的线路运送犹太人。
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轰炸科希策——普雷斯科夫铁路线对从欧洲其他地方运送犹太人到奥斯威辛绝对没有任何影响。例如，轰炸这条铁路线根本不会影响1944年8月6日至30日运送和灭绝最后剩下的犹太人区罗兹的7万犹太人。罗兹位于奥斯威辛的北方，而科希策——普雷斯科夫铁路线在它的东南。轰炸不可能影响来自法国或意大利的最后运送，也不会影响在战争结束阶段的“向着死亡的进军”。可以论证，如果成功地轰炸了科希策——普雷斯科夫铁路线，接着可以轰炸其他铁路线，但实际上没有提出过这样的方案，压缩的时间表会使得这样的进一步轰炸成了最不可能的。
经常有人提到，此时美国的重型轰炸机正在实施对离奥斯威辛几里远的工业目标的空袭。在批评同盟国的“援救”文献中一再提出这种看法。然而，这一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无视了我们已经经常重复的事实。所有这些对军事工业基地的战略空袭，是在做了几个月的准备性的情报工作之后才开始的，包括制作一个对目标的规模、硬度、结构位置、防御等等有具体了解的靶型，并且有详细的空中照片。然而，美国空军完全缺乏为计划和实施轰炸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所必需的情报基础。这种情报——即使最高军事层明确批准这种空袭——是几个月肯定获得不了的。在最好的环境下实施都是非常困难的，在1944年—1945年秋冬季就更为困难了，要知道（也是因为）轰炸一个死亡集中营的基本目的完全不同于轰炸一个工厂。而且正如詹姆斯·H·基钦斯博士所评论的，空袭本身还需要有好天气，因为轰炸必须在能见的情况下进行。基钦斯博士补充说：“我提醒你们想一下，波兰南部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好天气；按1944年的水平，在南意大利究竟怎样才能准确地预报欧洲内陆这样的天气；在具备把握目标必需的气象条件之前，有多少空袭会流产”。不言而喻，在1944年11月从零开始，在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之前，能否实施这样的轰炸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还经常有人认为，至少为轰炸奥斯威辛必需的一部分目标信息已经有了，即盟军空军侦察机对奥斯威辛进行了航拍。无需赘述，这种断言是完全误解的，应该认真地加以考察。
正如上校罗伊·M·斯坦利在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摄影情报》中所指出的：
根据战后了解的基本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合适照片解析员。按照现代的放大技术看，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建立照片实验室，所有战后在照片解析行业发展起来的复杂化，都会无意地误导外行。这些1978年的分析家，根据自己的优势，以对1945年的解析者不可能提出的理由，对所发生的事情作了理解和推导。
此外，没有人为研究死亡集中营而询问盟军的摄影技术特工。任何犹太个人或组织都没有建议摄影专家进行研究，战时难民局也没有。这种失误不是出于某种反犹主义，而只是出自在1944年欧洲战局的情况下给予盟军照片解析员的任务和优先事务的性质。迪诺·A·布鲁吉奥尼因几十年后重新发现战时奥斯威辛的航空照片而著名，他本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轰炸空勤人员中的一员，当时是CIA的高级照片解析员，负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照片情报档案进行广泛研究。1983年布鲁吉奥尼解释了这些方面的失误，他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照片解析员是在一种有着复杂的任务和优先体制下操作的，研究照片是要发现敌人建筑物或军事行动的标志……首先关心的是军队的集中或运动，这对盟军偶然发生的或计划的行动构成威胁。而集中营和死亡营不被当作重要的目标。 同时，执行解析关于德国的主要单位是英国梅德门哈姆皇家空军基地的盟军解析中心和意大利的地中海盟军摄影侦察联队。这些组织在1943年和1944年24小时不间断地工作，完全专注于诺曼底计划和法国南部的登陆。单是对诺曼底登陆的支持就需要投入大约50万人时的照片解析。而且，在战争期间，大多数解析员多半工作在一种真空中，只报告他们在照片上看到的东西。
还有另一个具有伦理道德性质的事情，也是轰炸奥斯威辛的建议的特点：任何对集中营的轰炸都会造成许多被关押的犹太人及其他囚徒丧生。空袭的核心目的是阻止灭绝过程（大致说尽可能杀死德国人和其他警卫），同时又不伤害集中营的囚徒。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定位的精确性，而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空袭经常是非常不准确的，所以在空袭中隐隐存在着一种“糟糕”的现实可能性，盟军杀死了许多犹太人和其他囚徒，却根本阻止不了大屠杀。1944年有各种诸如此类的实际发生的事情。1944年3月——在可视性攻击时期轰炸精确性有了明显改进之后——美国空军轰炸袭击中平均只有13％的炸弹落在了他们打算打击的目标500英尺以内，只有34％的炸弹落在1000英尺以内。后来精确性进一步提高，但甚至在1944年8月，美国第八空军的轰炸袭击也只有44．5％的炸弹落在欲打击的目标1000英尺以内（应该认识到，这些目标的大部分在西德，离西方同盟国很近，而不是在南波兰）。
1944年7月1日，纽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援救部主任里昂·库伯维茨基给约翰·佩勒写了这样一封信： “空中轰炸做不到对死亡设施的破坏，因为最早的受害者是聚集在这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这样的轰炸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受欢迎的借口，据此他们可以宣布，他们的犹太人受害者不是被他们的刽子手，而是被盟军轰炸机杀害的。”
1944年7月11日，伦敦犹太人机构的代表也特别反对轰炸奥斯威辛，认为这“在可估计的程度上几乎不可能拯救受害者”。此外，实际上所有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机构援救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戴维·本－古里昂，基于同样的理由特别反对轰炸奥斯威辛——犹太人不必要地牺牲，盟军而不是德国人要对杀害犹太人承担责任。
由于1944年轰炸袭击的不确性，如果1944年发起了针对奥斯威辛的袭击的话，或许——甚至可能——这一任务当时就能被看出是一次惨败，一次考虑不周的糊涂做法，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军事原因进行的，几千名犹太人和其他俘虏会丧生，同时又根本阻止不了纳粹的死亡机器。如果（很可能）证明是这么回事，人们就难想象今天的“援救”历史学家会是什么态度了：盟军会以一种愚蠢的不必要的方式为“杀害犹太人”承担罪名。
（摘自北京出版社《援救的神话——为什么没能从纳粹手中救出更多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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